我从瑞士巴塞尔出发。当时，机场柜员一边输入我的护照信息，一边问：“有核酸报告吗？”我愣了一下，现在连回中国都不需要核酸了，怎么去伊朗反而需要？

　　我打开手机查询自己的疫苗接种报告，发现那个小程序在今年6月下线了。我又分别查了巴塞尔机场和中转地伊斯坦布尔机场的核酸检测点，也都撤销了。这下怎么办？眼看着钟表上的指针一点点接近起飞时间，我焦虑起来，问可不可以下了飞机后再补做核酸。柜员答应帮我问经理。终于，在辗转看了我的中文版疫苗证明后，他们给了我登机牌。

　　出发前，我听说外国游客也要遵守在伊朗全程戴头巾的规定。看飞机即将抵达德黑兰机场，我便赶紧把围巾从书包里拿出来，把头发牢牢围住，打了个结。邻座看到我这副打扮，笑了出来，伸手示意要帮我戴。我解下围巾递给她，看着她把它的一头松松地搭在我身后，系的动作很轻很熟练，给我一种小时候妈妈帮我穿衣服的感觉。我看了看她头上的丝巾，颜色很浅，有点透明，可以隐约看到底下的头发。我一直听说伊朗对头巾管得很严，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呢？我用手势再三向她确认。大抵是我太过认真的样子让她觉得好笑，她一直微笑着点头。直到排队过海关时，我才发现大家都戴着各色的头巾，包裹得也不是很严实。看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格嘛！

　　我顺利走出了机场，没想到焦头烂额的事情在后面。经历了去年的头巾抗议事件，伊朗全境封锁了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软件。入境前，我下载了软件用以“翻墙”，下飞机后在机场餐厅边上网，边等朋友。半个小时过去，手机就连不上网了。我重启试了试，还是不行。过了一会儿，微信也登录不上去。实在没有办法，我忍着长途旅行的疲惫和刚到陌生国度的不适应，鼓起勇气去问餐厅店员。

　　那是个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典型的波斯人长相，浓密上挑的眉毛，大眼睛，长而卷的睫毛。我看到她用着最新款的iPhone，有些诧异，伊朗长期受到美国制裁，这边应该很少有国际商品。我询问她是否会说英语，她回复我是的。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当地都用什么VPN呀？”她听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接了长美甲的手指划过屏幕，给我展示某款最快、最好用，还给我发了一个邀请链接。

　　过了两分钟，网络信号果然恢复了，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但还是忍不住小声抱怨了一句：“为什么上个网这么麻烦！”

　　她叫玛丽卡，在机场餐厅上夜班，一个夜班是13个小时，月薪大概是200美金。由于近些年的制裁和经济封锁，伊朗的货币里亚尔一再贬值。2020年，伊朗将官方货币改为“土曼”，1万里亚尔兑换1土曼，并将原本里亚尔货币上的四个零去掉，便于日常购买与计算货币。

　　玛丽卡今年21岁。她说，在伊朗，上大学没什么用，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她给我展示自己的Instagram，她晒出的照片上，自己并没有戴头巾。原来这个伊朗女孩和所有21岁的女孩一样，喜欢美丽与自由。

　　离开餐厅前，玛丽卡和另一位店员邀请我一起去黑海玩。来前我就听说了伊朗人热情好客，但由于自己已经和朋友安排好了行程，还是婉拒了她们的邀请。

　　街区人潮涌动，道路两旁都是卖衣服、果仁的店铺。我留意了下路过的车辆，大多是欧盟淘汰的二手车，似乎不太符合环评标准，让街头弥漫着有些呛鼻的尾气味。但这里比我想象中要开放得多，裹着各色头巾的女孩在街头行走，并没有出现满身黑袍的妇女。

　　我和来接自己的朋友一起在青旅办理入住。建筑外表有些破旧，内里却别有洞天，带一个庭院iphone不显示vpn标志，庭院中央还有水池，水池周边摆满了盆装鲜花。夜晚在这个庭院里乘凉，别有一番风味。

　　我和朋友后来在街头漫步，也有奇遇。地铁上，一位胳膊肘下夹着书的长发青年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说中国。他听了便微笑道，“欢迎来到我的国家。”街上有个腼腆的女孩子塞给了我几块太妃糖。傍晚又看到长椅上一位男生，手里举着玫瑰花。我们一直都在感叹：波斯人真是很会认真生活的民族呀！

　　正式行程从古列斯坦皇宫开始，然后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旧址。看过电影《逃离德黑兰》的人对这个大使馆不会陌生，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有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曾被扣为人质。如今，使馆外墙上全是涂鸦，大多有反对美国的主题，比如将自由女神像化成骷髅头。

　　有一位免费的讲解员帮我们做指引和介绍。他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瘦瘦高高的，头发微微发卷，穿着带涂鸦的白色T恤，脚上的运动鞋有些旧。他说，自己是德黑兰本地人，刚大学毕业不久，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相比看历史，我更感兴趣当下。讲解员在最后一个展厅为我们讲解“被美国屠杀的英雄”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他，伊朗年轻人如何看待美国？问出口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害怕在这里谈论政治会冒犯到对方。他听完，脸上没有丝毫惊讶，似乎已经对这样的问题习以为常了。他说，伊朗和美国领导人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憎恨，私下里有可能互相勾结，“很多伊朗高官和有钱人的子女都在美国，如果美国真这么不好，为什么要送他们过去呢？”

　　我继续问，年轻人用西方的社交媒体，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方的认知？他叹了口气，说，在社交媒体上，美国人用的东西都很漂亮，品种也多，在伊朗，人们的选择就很少。社交媒体似乎对伊朗年轻人有不小的影响，在Instagram还没有被封锁的时候，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外面的世界，那时，对世界就有更多的理解与想象。说到这里，讲解员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失望。

　　“俄乌战争后，世界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也许会是‘东升西落’。”他又激动起来，乌黑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什么。我看着他，想起自己在很多中东国家遇到过的年轻人，他们都期待着世界格局的转变，期待着新的秩序出现，从而可以融入世界，拥抱世界。

　　德黑兰的商业街上似乎很少有国际品牌，甚至店内都鲜见英文标识。我见到的第一个国际品牌是富人区的真维斯，店铺牌匾上还用汉字标注了“真维斯”。这家店装修很精致，屋里却空空荡荡，少有客人光顾，服装价格则是大巴扎里价格的三四倍。我在里面逛，想起电影《刺杀金正恩》，其中的朝鲜街头也有漂亮的超市，进去却发现摆放的水果都是假的。伊朗富人区有牛排馆、汉堡店、西式咖啡厅，街头的女生把头发烫染成漂亮的卷发，张扬地裸露出来。真维斯这家店在其中，就像一个幻象。

　　我还惊诧地发现，伊朗人喜欢在公园里野餐。这里的夏天很热，有时高达四十度，人们在树荫下席地而坐，小孩在旁边踢球。青旅的前台姐姐说，大家平日没什么娱乐活动，爱好便成了野餐。这在我眼里竟也有一番别样的浪漫：人们在夹缝中生活，寻找每一种可能。我又走进一些餐厅和咖啡厅，偶尔还能看到吸烟的人。我几乎忘记了过去在新闻上看到的、似乎遥不可及的伊朗。它明明和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一样。

　　告别德黑兰，我和朋友按行程来到卡尚，似乎是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卡尚被称为“玫瑰之城”，是一座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盛产玫瑰水和玫瑰精油。在波斯帝国最繁盛的阿契米尼德朝代，卡尚民殷财阜，是最重要的财富中心。卡尚街头穿黑袍、戴黑头巾的女生明显多了。街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花色的头巾，也或许是因为我们长着亚洲人的脸。

　　我在卡尚偶遇了独自旅行的中国男生张张。他大学毕业后在大理做厨师，他说着，向我展示手臂上的蔬菜纹身。张张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后厨工作攒了一些钱就出来旅游，花光了再回去接着炒菜。他穿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笑着告诉我，“有人还对着我的牛仔裤指指点点呢！”

　　在德黑兰时，我穿着比较随意，有时裙子没有到脚踝，还会戴不完全遮住头发的帽子出门，好像都没什么大问题。但这番打扮到了卡尚，便显得另类。街上的人常常仔细打量我，目光让我有些紧张。毕竟在异国他乡，我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心里还是有未知的恐惧。我小声地和朋友说：“等会儿不会被风纪警察抓起来吧？”朋友安慰我，实在不行去大巴扎里买一条长裙。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让我更不舒服的事情。参观塔拜塔巴故居时，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可以露出小腿——我穿了一条及膝的红裙子。我试图和他沟通，说出去后我会换一件衣服。但他一直跟着我们，试图赶我出去。无奈之下，我让朋友继续待在里面，自己跟着他走出故居，边走边想，这不会是要带我去警察局吧？我十分后悔，为什么没穿一条长裙出来呢！

　　这位工作人员带着我走到门口的一家小店，和店主沟通了几句，拿出黑色的长筒袜。我摆摆手说我不需要，我会回酒店换衣服。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俩连比带画，始终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加之天气炎热，我变得焦躁。直到隔壁店主走过来，帮我用波斯语向他解释一番，他才作罢。

　　等他走远，店主不好意思地笑笑，对我说：“只有故居里管得比较严，你在街上这样穿其实没问题的。”他这样的安慰，让我在惊诧之余有点感动，不舒服的感觉瞬间消失了。伊朗人的友善一路伴随着我。我意识到，虽然这里有许多保守的什叶派信徒，但大多数普通民众还算开放，他们也愿意包容想更世俗地生活的人。

　　在卡尚，我与朋友在大巴车站结识了出租车司机哈桑。他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大叔，戴着眼镜，看起来文绉绉的，和职业身份不太符。天气炎热，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看起来体体面面。他说，可以帮我们找两辆车，载我们去伊斯法罕——行程的下一站。

　　从卡尚到伊斯法罕，路上花了三四个小时，一路是沙漠，气温高达四十度，我一度觉得车里的空调罢工了。我们和哈桑聊起天来。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出租车生意的。他原本在卡尚大学读波斯文学，最喜欢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是伊朗有名的抒情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读完大学以后，哈桑找不到工作，刚开始在父亲店里帮工，后来出来跑出租车。他的英语说得不太流利，有时候提到一些词，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参观完一个景点，我回到车上，发现他竟然在学英语。车里的广播在放英文单词，一个女声循环读着单词表。这个场景我想起了自己小学上英语课的样子。我称赞他会利用时间，他腼腆地笑了，“我英语不够好，多学学才能和客人加深交流。我希望可以用英文向世界介绍我的国家。”

　　我们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儿，他从座位下掏出瓜子，邀请我们一起吃。我们经过一个核能设施，想起新闻上看到的伊朗核问题，我不由得好奇起来，问他，伊朗人如何看到核武器？他说，政府一直说在发展核能，但其实很多伊朗民众都对此持反对态度，觉得核能会污染环境，对身体健康不好。这个回答让我有些诧异。我试图和他解释，核能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只要合理利用，对人类是有益的。我又问他对核武器的看法。他说，伊朗政府只是在发展核能，并没有发展核武器，国际社会似乎对伊朗有误解。

　　抵达伊斯法罕，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行程都是一样的。这也导致我和朋友两个人一路走，一路都在偶遇新的中国同胞。我们住的青旅也几乎被中国人占据了。我问了问，大多数人是从霍尔果斯口岸一路穿越中亚来到伊朗的，其中有gap year的学生，有刚裸辞的职场人，还有历史学系的博士。有人是因为对古波斯帝国感兴趣才来，有人只是单纯想看看这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如今是怎样运作的，有人是为了旅行，穿越亚洲，一路来到欧洲。

　　青旅里还有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俄罗斯的年轻人，大家凑在一起聊天。也许是背景相似，我第一次感觉到相比身在欧洲的年轻人，我和他们更有共鸣。我们经历着相同的政治抑郁，渴望融入这个世界，一次次在失望中重新捡起爱与勇气。

　　哈桑将我们从伊斯法罕送到了雅兹德。到达雅兹德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在房间安顿好，打算去中央庭院看一看。

　　出了门，我看到酒店的前台姐姐给哈桑和他的同伴拿了一条干净的毯子。我很好奇，这是要做什么？他们将干净的毯子郑重铺在地上，墙边摆放了几个小桌台，上面有白色的花瓶瓷器。出乎我意料，哈桑和同伴对着墙壁，慢慢跪了下去。他们的头缓缓低垂。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他们闭着眼，嘴里似乎念着什么。

　　那一刻，沿途路过的许多清真寺在我眼前闪现。原来是在祷告。他们今晚开车回卡尚，路上大概有五六个小时行程。我以为他们会着急赶路，未曾想还会抽出几分钟时间来祷告一番。

　　我想起我和哈桑聊起的伊斯兰革命。他说他是穆斯林，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历史和文化认同，而非束缚人的工具。这让我想到诺奖得主帕穆克曾说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而非信神的文化穆斯林”。这也许就是教育和文化对一个国家深远的影响。即使经济每况愈下，伊朗人依然体面且有礼貌，这里的小孩不会伸手随便要钱，大多数店铺也不会宰客。对于哈桑和同伴来说，拥有信仰和赶路一样重要。

　　我感到眼眶有些湿润，最终哭出了声。虽然走过许多中东国家，我对伊斯兰教仍一知半解。但我感到了一股文明的力量，并为之打动。生活压力不断挤压着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我却看到了他们点点滴滴的坚持。

　　在雅兹德，我们恰巧赶上了穆罕默德布道周年纪念日。广场的傍晚是最舒服惬意的时刻，告别了白天的炎热，夏夜的晚风拂过脸颊。广场上有摊铺，铺子里的人热情地给我们递上玫瑰水。

　　白天很热，我们喝了许多冰镇饮料，依然觉得口渴，走几步路就累到不行。在路旁等红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停下来，坐在副驾驶的人摇下车窗，是一位妇女，前排开车的也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车后座坐着两个可爱的小孩。我们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然而，副驾驶的女士向我们递过来三盒水果，有葡萄、李子和杏。除了一直微笑和用英文说谢谢，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更多。一路上，我问过许多人如何用波斯语说“谢谢”，轮到派上用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没有记住。

　　因为节日缘故，大多数餐厅都没开门。我在谷歌地图找了几家餐厅，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我眼尖地看到街上有人拿着盒饭，想去问问他们是从哪里领的，难道是清真寺在发免费的饭？我朝几个拿着饭盒的人走去，尝试用英文和他们交流，却沟通无效。我连比带画，指了指他们手里的盒饭。其中一个人先指了指远处，又打开手里的饭盒给我看，是扁豆和米饭。香气扑面而来，我瞬间垮了，胃里的饥饿感席卷而来。后来，他竟然把他和朋友手里的几盒饭全都塞给了我。

　　伊朗人总是给我意料之外的感动。那天，我未能把导游介绍的只言片语带回家，然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了新的理解，它也许意味着给予。

　　在前往旅途的终点设拉子之前，我们停靠在波斯波利斯。这里曾经是波斯帝国礼仪上的首都，它的名字在古波斯语中的含义是“波斯人的城市”。

　　在波斯波利斯入口处，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一个石像模样的图案，有点模糊不清了。导游侯墨说，这是政府贴在这里的，为了告诉大家几千年以前，雕像里的女性就是戴头巾的。他说，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谎言，那时候许多雕像中的女性不但不戴头巾，甚至还是全裸的。

　　说到头巾，我们和侯墨聊起去年的头巾革命。他大学学历史专业，现在在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一带做导游，明年要到中国贵州学习中文。原本应该在前两年去， 由于疫情，学期拖到了明年。

　　2022年9月，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玛莎·阿米尼因“违反着装规范”被捕，侯墨也是街上的一员。他在监狱待了一个月，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提起那段经历，他有些神采奕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社群。你能想象吗？我在监狱里这一个月，认识了许多和我想法相似的人。他们把我们抓起来，试图阻止我们，结果我们反而因此相识了。”我听着这番描述，想起《末日巨塔》里提到的埃及作家库特布，他也是在狱中结识了伙伴，完成了自己的写作。

　　侯墨的手机上装了好几个VPN，这里的VPN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好用。我无奈地笑笑，看看自己的手机，不但装了需要“翻墙”上Instagram和Whatsapp的VPN，也装了“翻墙”回国内的VPN，不然都没有办法转账。即便如此，网还是很慢，我只能和在瑞士的朋友发一些文字信息，图片总是显示发送中，更别提打电话了。由于伊朗本土没有什么自己的社交软件，大家还是会下载VPN，去使用本来已经习惯了的国外软件。

　　伊朗的夏天实在太热，每天我都在喝汽水。有一次，我在波斯波利斯门口的小卖部买可口可乐，红色的330ML罐装，上面用白色的英文写着“伊朗制造”。我忽然意识到：伊朗怎么会有可乐呢？这不是美国货吗？

　　我询问了侯墨。侯墨笑着说，这不是真的可口可乐，冰柜里花花绿绿的七喜和芬达也不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那一种。可口可乐的美国配方一直秘而不宣，将浓缩原液送至每一个加工厂，却没有人知道它的配方。我在瑞士喝过瑞士的可乐，味道和以往喝过的略有不同。在伊朗的这么多天，我居然对这里的可口可乐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伊朗的可乐，本来也应该和世界任何角落里的都一样。

　　设拉子是诗人和美酒的故乡。我在设拉子的第一站是哈菲兹墓，它坐落在设拉子北部的莫萨拉花园。陵园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美丽的诗句，墓碑的上方修建了一座八角亭，穹顶镶嵌着漂亮的砖瓦。陵园的广播系统时不时播放着唱诗，衬着陵园闲适的景色，更显得诗情画意。

　　哈菲兹进行诗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主要揭露和批判当权者的专制和暴虐、社会道德的沉沦、人们对教会的偏见等。这些题材在当今的伊朗显得有些敏感。原本会有人在哈菲兹墓举行一些诗歌讨论，后来被禁止了。

　　我们在设拉子的酒店老板曾在大学学习社会学，毕业后做翻译，那时候，她觉得这份工作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价值。现在，她经营的这家酒店是亲自设计的，风格复古，抛开传统波斯庭院特有的部分，室内装潢也很漂亮，餐厅墙壁上挂着钟表。老板还设计了一个木质结构的电梯，可以通过它抵达屋顶，在夜晚的灯光中，上去看远方的清真寺和设拉子城区，有种迷离之美。经历了新冠疫情和头巾革命，酒店现在的生意并不好做。老板说，这条路不好走，但她不后悔。

　　回到瑞士后，我又在苏黎世看到了纪念玛莎·阿米尼的摊位。2022年9月，她因涉嫌违反头巾法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后陷入昏迷死亡，去世时仅22岁。这也是当时伊朗大规模头巾革命的开始。我看到的海报上，背景画着伊朗国旗，文字写的是“女性、生命、自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德黑兰，旅途中的记忆，一点点在眼前浮现。

　　我和摊位上一位伊朗女生聊起来。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身穿白t恤和牛仔裤，若是没问她从哪里来，我完全想象不到她真的是伊朗人。我向她介绍说自己刚从伊朗回来。她既惊讶又激动，毕竟在欧洲，去过伊朗的人很少见。“你可以给我看看伊朗的照片吗？”，她说。我点头应允，和她一起翻起相册。当她看到我在雅兹德风塔前留念的照片，带着诧异的神情说：“你穿成这样，没有人管吗？”照片里的我穿着一件蓝色吊带，搭配粉色印花薄外套，没戴帽子和头巾。最后，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十三年没回去了，谢谢你让我看到我的国家。”

　　我这时才感到，我和伊朗人不同，却也有些相似性。从小长大，我在新闻和教材中读到最多的国家便是欧洲和美国。除去其中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寥寥数笔，我对伊朗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这次旅行，让我发觉自己和伊朗人有着同样的挣扎——想要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又想在生存之外追求更多。我的欧洲朋友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处境，他们天生拥有不需要思考温饱的特权。有些人在生命一开始就打开了“easy mode”，这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指责我不愿买有机食品、为不环保的商业巨头工作。他们缺乏对世界的恐惧和抑郁。欧洲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本就是个温室。许多时候，他们所谓的抗争，到头来却不知道在抗争什么。

　　那些经历了头巾革命的伊朗人却知道，即使每天走出同一个家门，街道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他们知道抗争有意义，知道街上行走的人们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他们仍相信理想可以战胜不公正，哪怕这公正今天没有到来，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到来。

　　每次旅行回来，都仿佛回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我依然想念伊朗的炽热的夏天，清凉的玫瑰水和热情的人们。我们身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为了同样的目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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