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3日揭晓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一半奖金授予了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菲利普·阿吉翁，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8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彼得·豪伊特，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在诺奖委员会看来，阿吉翁和豪伊特解释了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阿吉翁与豪伊特构建的创造性破坏模型，开创性地将熊彼特的经典理论模型化，描述了企业如何通过创新竞争、淘汰旧产品从而驱动宏观经济增长。他们的模型也成为分析创新相关政策的“标准工具”。

　　*本文原载《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原标题《阿吉翁和豪伊特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贡献——科睿维安“引文桂冠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作者为易兰、杨历、张治河。文章不代表CF40立场。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M. Aghion)于1956年生在法国巴黎，现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瓦格纳(R.C.Waggoner)经济学讲席教授。阿吉翁于1980年获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校数学学士学位；1981-1983年间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经济数学研究生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87-198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1990-1991年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1992-1996年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1996-2002年任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2000-2002年转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并于2002年起担任瓦格纳经济学教授至今。

　　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阿吉翁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曾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铜质奖章（1995）和银质奖章（2006）；2001年获欧洲经济学联合会颁发的于尔约·扬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2006年获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阿吉翁的研究专注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具体化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创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从而极大地发展了熊彼特增长理论。

　　彼得·豪伊特(Peter W. Howitt)于1946年生在加拿大，现为布朗大学克劳斯特(L.Crost)社会科学讲席名誉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他1968年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73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豪伊特于1972-1996年任教于西安大略大学；1990-1995年兼任蒙特利尔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教授之职；1996-2000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席教授；2001年起任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克劳斯特社会科学教授，并于2013年退休。他于1992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1993-1994年担任加拿大经济学联合会主席；1994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豪伊特研究的领域几乎包括宏观经济的所有方面，但特别关注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中的作用、长期失业的原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过去20多年间，他一直致力于理解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中的作用，是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重大贡献者。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合作始于1987年秋季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阿吉翁是该校的助理教授，而豪伊特是该校的访问教授，两人在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建立了基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此后，两人一直处于合作状态，不断发展和完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并且利用他们的模型去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市场竞争、政府政策和企业兴衰等问题，并指出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可以提供能被微观数据所检验的预测，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增长模型的独特之处。

　　在20多年里，两人使阿吉翁-豪伊特模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加深了我们对于经济增长基础来源的理解。为此，阿吉翁和豪伊特被“科睿维安”（原“汤森路透”）公司评为2014年度“引文桂冠奖”得主，以表彰他们“对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贡献”。

　　本文首先介绍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然后介绍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及其应用，再通过与其他增长模型进行比较，阐述其重大意义和应用价值，并将其应用价值的重点放在创新如何不断改变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上。

　　熊彼特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深受他的老师、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接受了边际效用理论。后来熊彼特又被洛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理论所吸引。但是，他又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缺陷是仅限于静态均衡分析。于是，他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由静态均衡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力图在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1912）著作中建立了以创新为特色的动态发展理论。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指经济本身发生的非连续的变化与移动，而经济的循环流转却是静态的过程。熊彼特认为，需要着重了解的不是某个特定时间的均衡状态，而是经济的运动怎样离开均衡状态，什么应当对均衡状态的破坏负责，以及怎样从离开均衡状态又回到均衡。

　　熊彼特认为，经济以外的其他力量也能够破坏均衡。但他相信，那是偶然的力量，而经济本身一定存在着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以前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由此可见，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一种新的发明，只有它被用到经济活动中时，才称为创新。由于创新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了新的东西，它还破坏了原有的旧东西，因此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istruction)，而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增长来源于创新；（2）创新产生于创业投资的过程，企业家在竞争过程中获取垄断利润或利益是其创新的动力；（3）创新的产物(新产品或新技术等)将彻底替代旧产品和旧技术，并最终将其排挤出市场，即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熊彼特又在《经济周期循环论》(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两部著作中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分别解释了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于创新活动引起原有均衡状态的破坏和新的均衡状态的出现而产生的。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时密时疏的，这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

　　由于创新是经济内在的活动，因而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在于经济内在要素的作用。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旧均衡的不断被破坏和新均衡的不断出现中发展的。同时，由于创新活动对经济的影响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形成的经济周期也就有长有短。

　　在此基础上，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来实现的。经济周期每发生一次变化，经济就从旧的均衡到新的均衡，经历高涨和收缩的各个阶段，产品结构和质量也会有变化，总产量将有所增加，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曾一度受到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光芒的遮盖，直到20世纪60年代冷战开始，创新理论及熊彼特才重新受到关注。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经济的崛起，创新理论受到了全球的热捧，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阿吉翁和豪伊特正是基于熊彼特的创新本质即创造性破坏这一思想，将其模型化，才创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完善并发展了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

　　由于阿吉翁-豪伊特型的理论思想来自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阿吉翁-豪伊特模型通常被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又因为，这一模型是建立在新古典框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所以可将其称为新古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关注的是垂直创新(也叫质量改进型创新)，即新的质量高的产品会取代旧的质量低的产品，这就是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垂直创新带来的后果是，原来的垄断者会面临创新者的挑战直至失去垄断地位，即技术创新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性。这部分介绍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基本形式（Aghion & Howitt,1992,1996a, 1998a），它构成了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假设存在三个经济行为人：消费者、最终品厂商和中间品(研发和生产)厂商。模型假设劳动人口数量L保持不变，最终品厂商和中间品研发厂商都是完全竞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则是垄断竞争的，且基本模型中不考虑资本积累。

　　有两层含义：其一，表示最终品的生产率；其二，表示投入的中间品的质量。因为阿吉翁和豪伊特认为，创新使得中间品的质量有所改进，改进后的中间品能够更有效地生产最终品。如果将

　　所以本文遵循阿吉翁等在后来的一个总结性文献(Aghion et al,2013)中将生产率和质量不加区别使用的原则。

　　也表示本期在制造中间品过程中所雇佣的劳动力投入总额。α是市场垄断程度的参数，且0α1。当α接近0时，表示垄断程度高，最终品的生产对中间品的质量依赖程度就小；当α接近1时，表示垄断程度低，从而最终品的生产依赖于中间品的质量。

　　在这个模型中，增长来源于创新。创新则表现为高质量的中间品替代低质量的中间品，每一次成功的创新都以不变的倍数γ1提高中间品的质量。如果用

　　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2)使用这样的生产函数，充分体现了垂直创新的思想，这对于后续的分析具有基础性作用。

　　既表示了本期中间品的产量，也表示了本期在制造中间品过程中所雇佣的劳动力投入总额。那么进一步建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间品产量如何确定？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2)首先从中间品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出发，研究了中间品的产量与利润的关系。

　　他们认为中间品产量X是由中间品生产厂商决定的。模型假设1单位劳动生产1单位中间品，因此，X就等于投入中间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于是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利润函数就是：

　　表示使用第k次创新生产的中间品产量和投入中间品生产的劳动数量。式(2)表明，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利润等于销售额减去工资成本。

　　是经过生产力调整后的工资率。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2)使用中间品生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决定了中间品的产量，同时也确定了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这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是一致的。

　　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2)再从中间品研发(R&D)的劳动力投入出发，研究了中间品的研发投入与利润的关系。

　　表示下一次创新者的净现值，它等于k+1次创新的中间品生产者所获得的利润减去预期的由创造性破坏所造成的资本损失，这个损失来自于k+1次创新者被新的创新者所取代而带来的损失，其发生的概率也为

　　已有的创新者不去进行研发的原因是，其他创新者都能够迅速获得已有创新者的技术，并将此种技术作为自己进行研发的起点，而目前已有的创新者进行下一轮创新的价值为

　　。这就是阿罗效应(Arrow effect)的例证(Aghion & Howitt,1996b)。式(3)表明，中间品研发厂商的利润等于创新成功的预期现值减去研发的工资成本。

　　模型假定劳动力L只有两种用途，在中间品生产(X)和研发(z)之间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所以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就为L=X+z。至此，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2)将中间品厂商的产量和研发投入联系了起来，它们一起被劳动力市场出清所决定。

　　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后，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8a)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出清状态下研发水平和增长率的比较静态关系。

　　1.稳定状态研发水平的比较静态分析。由于劳动总供给L不变，稳态时，X、z和ω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中间品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配置，以及经生产率调整的工资率都是常数。因此一个新的创新发生后，工资、利润和最终品产出都以γ1的比率增长。在稳定状态，套利方程和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的曲线在(z,ω)空间中分别是下斜和上斜的，因此，稳定状态的均衡点(

　　经过数学推导可知，研发投入z与利率r成反比，而与研发技术参数λ、劳动力市场规模L和创新规模γ都成正比。

　　由比较静态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利率r的降低会提高垄断利润的现值，进而提高研发的边际效益。提高每次创新的规模γ，会提高下一阶段的垄断利润，进而提高研发的边际收益。熟练劳动力禀赋的提升将提高研发的边际收益，并降低研发的边际成本。提高研发的技术将会同时降低研发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因为这会导致在任何给定就业水平上更有效的研发，也会提高下一阶段创造性破坏的速度。

　　2.稳定状态增长率的比较静态分析。在稳定状态中，每次创新发生，最终品都要以γ1的速度增加。所以一次创新带来的最终品产出增长率就是lnγ。而在一段时间内，创新发生的次数服从λz的泊松分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率为λzlnγ，这就是稳态时的产出增长率，它与λ、γ和z(从而L)都成正比。

　　至此，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基本形式就已建立，其把经济增长与创新成功的参数λ、创新的规模γ和劳动力投入z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创造性破坏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伟大意义在于，该模型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数学模型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对于用实证分析来支撑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个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极大化消费的预期现值，因此，其效用函数就是未来消费的现值，社会计划者在劳动约束L=X+z下，选择(X,z)来极大化自己的效用。

　　，相比于市场经济下的平均增长率λzlnγ，二者的大小取决于稳定状态的研发投入z与z*的大小。对比z和z*的决定式(5)和(6)，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

　　其一，两式的贴现因子也就是分母不同。前者的私人贴现因子r+λz在后者的公式中被社会贴现因子r-λz*(γ-1)取代。显然，私人贴现率高于利率，而社会贴现率要低于利率。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是所谓的“跨时溢出效应”(intertemporal spillover effect)，即社会计划者会考虑到下一次创新给社会带来的收益，而持续投入资源进行研发活动。但私人则不会考虑下一次创新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从而，只要对自己没有私人利益，他们就不会继续投入资源来进行研发活动。这一效应往往会导致市场经济下研发投入不足。

　　其二，存在于前者公式中的乘积因子(1-α)并没有出现在后者公式中，这一点表现出所谓的“占有效应”(appropriability effect)。其含义是，垄断厂商无法获取全部的产出，而只能获取其中的(1-α)部分。这一效应也会导致市场经济下研发投入不足。

　　其三，前者公式中的创新规模γ在后者公式中被(γ-1)所取代，这体现出所谓的“抢夺市场份额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也就是，私人研发厂商只会考虑到研发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不会考虑研发给之前的研发者带来的损失。而从社会利益出发的社会计划者则要考虑研发者因为新的创新而带来的损失。这样一来，同一个创新，在私人看来只有收益，而在社会计划者看来，有收益的同时还有损失。因此，私人收益就大于社会收益，从而私人的研发投入会多于社会研发投入。这一效应会导致市场经济中有过多的研发投入。

　　综上所述，跨时溢出效应和占有效应都会使得私人的研发投入小于社会计划者的研发投入，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小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而抢夺市场份额效应则正好相反，会使得私人研发投入大于社会计划者的研发投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大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所以，最终的净效应要看这两类效应的作用谁大谁小。当γ比较大时，跨时溢出效应和占有效应占主导地位，此时市场经济下的研发投入不足，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小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而当α接近于零，也就是厂商的垄断能力比较强时，抢夺市场份额效应就占主导地位，此时市场经济下的研发投入过多，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大于社会最优增长率。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8a)对于社会效率的分析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表明了最优的增长率取决于这三个效应的综合作用。但毫无疑问，这一分析为我们认识创新与市场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运用他们的模型和微观数据对产品市场竞争、企业兴衰、经济政策、经济波动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熊彼特的相关理论进行数理论证，阐释了其区别于其他增长理论的地方。他们的研究将“创造性破坏”放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位置，为我们从不同视角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

　　实证研究指出，竞争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然而，以前的内生增长模型并未做出解释：AK模型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在该模型中不涉及竞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罗默模型（Romer,1990）指出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生产替代程度更高的中间品，而当竞争程度越低的时候，创新的利润就越低，研发的激励也就越弱，从而经济增长更慢。现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6)利用他们的模型合理地解释了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且进一步证明它们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倒U”形关系。阿吉翁和豪伊特等从模型的前提假设入手来进行分析。

　　1.从跨越式创新到渐进式创新。蛙跳模型(Brezis et al,1993)认为，垄断者因为阿罗效应不去创新，创新的工作由外部的竞争者来完成。因为垄断者的技术有专利法保护，所以外部的竞争者不能使用与垄断者相同的技术，它必须全面超越现有垄断者才能成为新的垄断者，这被称为跨越式创新。这样，产品市场始终是垄断市场，不能出现竞争状态，并且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不利于创新。

　　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1995,2001)对此进行了修改，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假设：在同一个行业，落后于技术领先者m步的公司，在成为领先者前必须先赶上领先者，而不是跨越式地直接就取代当前的领先者。这个假设其实暗含了创新者拥有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而这种隐性知识是其竞争对手没有经过自己的研发就无法复制的。在这样的假设下，阿吉翁和豪伊特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2.熊彼特效应和避免竞争效应。在水平不一的行业中，由于企业之间差距悬殊，所以落后企业往往不太看重自己成为领先者的前景，而主要关注于在短期获取额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将会阻碍这些落后企业的创新。这种竞争阻碍创新的现象被称为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 effect)。

　　在同水平的行业中，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提高，同水平的企业想要获得额外的利润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就会鼓励他们不断创新以避免与同水平企业的竞争，并在本行业内领先其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这种竞争鼓励创新的现象被称为避免竞争效应(escape competition effect)。

　　为了将这两种效应模型化，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2009)将基本模型扩展到多部门模型。他们利用了Grossman & Helpman(1991)的方法，即假定最终品的生产使用了连续的中间品，而且每个中间品行业j都是关于生产和研发的双寡头从而引入了竞争，所以中间品行业j的总产量为双寡头所生产的全部中间品数量。

　　首先，阿吉翁和豪伊特等对产品市场的竞争进行了模型化描述。他们假定在任何中间品行业中，两个企业之间知识的溢出效应是这样的：任何企业都不能获得领先于其他企业的技术水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企业在创新上已经领先一步，那么落后的企业会自动地学习复制领先者的原有技术，从而保持只落后一步。这种假设被称为“自动地追赶”。因此，在任何时候经济中都有两种中间品行业：同水平行业，即在这些行业里，企业的技术处于相同的水平；水平不一行业，即在这些行业里，作为领先者的企业领先于竞争对手(落后者或跟随者)一步。

　　在水平不一行业中，因为领先者可以获得整个市场，他的收益也就是消费者在这一行业中的总支出，所以可将其标准化为1。领先者的可行价格必须小于或等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因为如果领先者的价格一旦高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落后者就会通过削价竞争而获利，最后将占领领先者的所有市场，所以领先者所能选择的最高可行价格就等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这样，水平不一行业的落后者会因为领先者所制定的价格而退出市场，领先者从而获得市场的全部利润。

　　在同水平行业中，如果没有共谋，两家企业自由竞争，那么均衡价格将会下降到每个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利润为0。另一种极端情形下，如果两家企业进行有效的合谋来最大化他们的联合利润，并共享收益，那么他们的联合行为就可以看成是水平不一行业的领先者，每家企业设定的价格也就相当于水平不一行业中落后者的单位成本(高于同水平企业的单位成本)，这样他们就共同获得了整个市场的利润且两家企业各分一半。所以在同水平行业，两家企业都有动机去合谋。

　　因此，根据在同水平行业中两家企业之间的合谋程度，可以反过来刻画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为此，假定同水平企业的标准化利润为

　　，它代表的是同水平企业通过共谋所获得的那部分领先者利润，同时也是在同水平行业里创新者的增量利润(标准化后的)。

　　为整个市场的标准化利润，同时也是水平不一行业中领先者的标准化利润。也就是说，同水平行业里两家企业并不是获得整个市场利润

　　其次，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 2009)在模型化了产品市场的竞争之后，进一步研究了两类行业中潜在创新者的期望利润，并结合期望利润函数的最大化条件来模型化熊彼特效应和避免竞争效应。为了区别两类行业R&D强度的不同，记

　　。可以看出，产品市场竞争Δ的增加会引起水平不一行业中落后企业创新强度z-1的降低，即竞争阻碍创新，这就是熊彼特效应。

　　。可以看出，产品市场竞争Δ的增加会引起同水平企业创新强度z0的增加，即竞争会鼓励创新，这就是避免竞争效应(Aghion & Howitt,1997)。

　　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2009)认为，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所在行业的情况。在水平不一行业，熊彼特效应就会起作用，即使它并不总是占主导地位。而在同水平行业，避免竞争效应是唯一起作用的效应，也就是说，竞争越激烈，越会导致同水平企业去创新，以避免陷入竞争限制利润的情形。

　　综上所述，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2009)得出，产品市场竞争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导致当前同水平行业较快的生产率增长，导致水平不一行业较慢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对经济的总体影响就取决于同水平行业与水平不一行业的比例。

　　3.结构效应和“倒U”形。由以上两种效应可以看出，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改变同水平行业和水平不一行业之间的比例。当产品市场竞争不太激烈时，在同水平行业中，企业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因此该行业脱离同水平状态的速度就变得缓慢，将长时间处在同水平状态；而在水平不一行业里，由于竞争不激烈，落后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并赶上领先者，因此该行业将很快脱离水平不一的状态而变为同水平行业。

　　反之，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非常高时，水平不一行业中的落后企业没有动力去创新，因此该行业脱离水平不一状态的速度缓慢，将长时间处在水平不一状态；而在同水平行业里，由于竞争激烈，同水平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结果是该行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那些创新成功的企业率先成为领先者，该行业很快就变为水平不一行业。这种竞争改变同水平行业和水平不一行业的比例的现象称为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

　　在一个周期内，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5)把由水平不一行业转移到同水平行业的行业数占所有行业的比例称为创新流。同样地，每期也有从同水平行业转移到水平不一行业的创新流。在稳定状态，水平不一行业与同水平行业的比例是不变的。因此二者的创新流是相等。而市场中的总创新流就是其中某一方向上转移的创新流的2倍。为此，他们将总创新流x表示如下：

　　，则总创新x与竞争Δ呈倒U型关系：对于充分小的Δ值，总创新关于竞争Δ是递增的；对于充分大的Δ值，总创新关于竞争Δ是递减的。这种“倒U”形关系是由结构效应造成的。即竞争的变化改变了处于同水平行业相对于水平不一行业的稳态比例。

　　4.生产率与总创新。每个行业遵循一个两阶段周期，即从同水平阶段到水平不一阶段就完成了一次周期发展，在每个周期结束时，其产出的对数以lnγ的倍数增长。所以生产率g就等于完成一次周期的频率x/2与lnγ相乘，即为xlnγ/2。因此生产率的增长与总创新一样也遵循“倒U”形模式。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5)利用英国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种“倒U”形关系。由此也可以解释我国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总创新与生产率的线性关系，在竞争激烈的高新区，各产业由水平不一到同水平的变化就完成了一次周期发展，生产率也就会增长，这使得我国高新区的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最终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倒U”型的模式。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主要应用之一是对企业兴衰的研究。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认为，企业兴衰即企业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其实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该研究在基本模型上拓展了两个假设：第一，创新来自于进入者和在位者；第二，如图3所示，企业被定义为许多生产单元(即产品线)的集合(Klette & Kortum,2004)。在这些生产单元里，由在位者所做的成功的创新使得他们能够在产品空间里进行扩张，而这些扩张无疑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

　　1.模型设定。时间是连续的，个人的持续劳动力L致力于以下三种活动中的一个：生产工人；任职于在位者的科研人员；任职于潜在进入者的科研人员。

　　在该模型中，由于企业被定义为n个产品线的集合，所以创新就表现为企业增加新的产品线。企业结合它们现有的知识存量(即已有的产品线数量n)和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当一个企业对自身当前R&D的投资成功了，那么它就创新了一个任意的产品线j，这样的创新速度为

　　，该企业就成了产品线j上新的垄断者，因此就把其产品线。同时，该企业会由于创新成功的新进入者的创造性破坏而失去某一产品线，这样的创造性破坏的速度为x。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设定在很小的时间间隔dt内，企业产品线的数量将以概率

　　2.企业的创新决策。首先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在这里提出创新强度(innovation intensity)的概念，因为拥有n个产品线的企业创新速度为

　　在时点t拥有n个产品线的企业，其创新的期望利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全部收益减去投资于R&D的成本；第二部分是创新的期望利润，即创新成功所获得的收益减去由于新的创造性破坏而导致的损失。

　　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认为企业创新决策的关键在于第二部分的利润。他们从企业所创新的单位产品价值v和劳动力成本ω出发，研究了其与企业创新强度zj的关系后发现，

　　随v值的增加而增加，随ω值的上升而下降。也就是说，企业的创新与新产品的价值成正比，与劳动力成本成反比。所以企业的创新决策取决于新产品的价值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小。

　　3.自由进入。阿吉翁等(Aghion & Bessonova,2006)认为，新进入者所创造的价值与其创新成本相等是企业自由进入某个行业的条件。因此考虑大量的进入者，这些进入者通过雇佣科研人员来产生创新。当一个进入者成功了，它通过提高生产率产生任意一个产品线，然后就成为一个单独的产品企业。在这里，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4,2009)考虑了进入者的进入速度，它等于进入者成功进入某个行业的概率。

　　4.均衡增长率。熊彼特(1912)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创造性破坏。所以在该模型中，经济的总增长率就等于创造性破坏的速度x。因此均衡增长率为xlnγ，可以看到，发生于进入者和在位者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对均衡增长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速度直接决定了均衡增长率的大小。这就意味着，企业进入或退出某行业的频率越高，增长率越大。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利用他们的模型从企业兴衰的角度所解释的增长问题，对企业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经济的调控都具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6)通过提供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捕捉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或制度因素，尤其关注的是民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个企业进入某行业受制于国内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民主在这里指的就是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某行业。

　　所以，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主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吗？之前人们认为民主会阻碍人均GDP的增长。因为民主推动了更多贫富之间的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反过来又影响增长。因此，Persson & Tabellini(1994)及Alesina & Rodrik(1994)分析了不平等、民主选举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从富到穷的再分配对经济增长不利，因为它阻碍了资本积累。更多的不平等也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使中间选民变得更穷，因此要求更多的再分配。

　　而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6)利用熊彼特方式来进行解释：民主减少了企业把成功创新据为己有的时限，或减少了在位企业为了防止新进入者而使用的政治压力或贿赂的余地。或者说，民主促进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鼓励创新。在更前沿的经济体中，为了了解民主对增长的重要程度，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7)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民主与创新或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且这种正相关对经济体起着重要作用。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用模型对此进行了形式上的论证。

　　在活动。在该模型中，由于阿罗效应，一个行业的创新仅由潜在进入者Ej所产生。在生产之前，潜在进入者

　　2.民主。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7)构建模型时，将民主看成是企业进入某行业的自由程度，并且设定一个国家的民主水平β∈［0,1］。这意味着，一个成功的创新以概率β成功进入一个行业，以概率(1-β)被阻止进入。

　　他们在观察了大量微观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和计算后认为：假如在行业j中，潜在进入者Ej在最终品方面的R&D投资为

　　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对此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并最终将其记为：

　　3.增长。潜在进入者创新成功且成功进入一个行业，带来的是此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就是所有行业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为创新成功的概率随着民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平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就随着民主水平的增加而加快。也就是说，民主对于经济增长总是起着促进作用。

　　此外，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et al,2013)也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国内来说，越接近于世界技术前沿，民主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民主产生了获利的机会，所以它鼓励局外者创新以代替在位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沿国家更多依赖创新而很少从模仿或知识外溢中获利。

　　在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基础之上，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 Howitt,1995；Aghion et al,2002,2013)利用通用技术的概念来解释熊彼特式的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

　　1.通用技术。Bresnahan & Trajtenberg(1995)将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定义为影响生产的技术创新或在经济领域的创新。经济史有许多这样的著名例子，如蒸汽机、电力、激光、涡轮反应堆，以及最近的信息技术革命等。

　　大多数的通用技术都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普遍性。通用技术在大多数经济部门被使用，从而产生了明显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改进的余地。起初引进时，通用技术往往表现不佳，后来它们充分展现了在生产率增长方面的潜力。其三，创新跨越。通用技术使得发明新产品更容易，而且更易生成新的二次创新——更高质量的创新。

　　尽管从长期来看，每项通用技术都提高了产出和生产率，但也造成了当经济调整以适应它时的周期性波动。David(1990)以及Lipsey & Bekar(1995)认为，诸如蒸汽机、发电机、激光和电脑等通用技术，在一开始引进的时候都要求昂贵的重组和调整。

　　因此，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刚好相反，“积极的技术冲击”最初的影响或许不能提高产出、生产率和就业，而是使其降低。所以通用技术在本质上是熊彼特式的，因为当它们渗透到部门中时，通常导致所有经济部门的旧技术被放弃。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2,2013)在Helpman & Trajtenberg(1998)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了通用技术增长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2.模型构建。模型假设有L个工人，他们或从事生产现有的中间品，或从事研发新的中间品。每个中间品都与特定的通用技术相联系。根据Helpman & Trajtenberg(1998)的假定，任何一个与通用技术有关的中间品都可以被用来生产最终品并获利，而且存在投入成本的最小值。这种通用技术如果被发明出来，并用于生产新的中间品，发现者将会获利。

　　该模型和基本模型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新一代中间品的发现有两个阶段：在阶段1，一项新的通用技术必须先出现，然后使用这项通用技术的中间品被发明；阶段2，所有劳动力都从事生产这个新一代中间品，直到下一次新的通用技术出现为止。

　　阶段1为研发阶段，阶段2为生产阶段。因此，经济发展将呈现周期性，每个周期有两个阶段。如图5所示，在

　　，所以阶段1为萧条状态，阶段2则为繁荣状态。因为在阶段1，劳动力从生产部门转移到了研发部门，引起了产出的下降，所以经济出现萧条；当进入阶段2时，所有劳动力都从事生产，产出就增加，因此经济就表现为繁荣状态。

　　3.增长。当经济处于阶段1时，投入研发的劳动力为z，那么在阶段1内创新成功的概率为λz；在阶段2，新的通用技术将以不变的泊松速度μ到达。基于和基本模型同样的理由，平均增长率就是创新频率乘以创新规模lnγ。但是频率的确定和之前不同，因为经济必须经历一个周期的两个阶段。所以一次创新完成的频率是预期的周期长度的倒数，即是预期的阶段1的长度加上预期的阶段2的长度，因此，增长率为：

　　可以看出，所有促进研发的事物(如γ、λ、z)都会对增长率有着促进作用。如果没有新的通用技术的到来，即μ=0，增长也下降到0，经济将在阶段2持续到无限期而没有任何增长。

　　此外，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还得出一个颇受关注的结论：在一个周期内，当经济进入衰退时，工资会上升。这是因为阶段2没有研发，标准化的工资必须足够低以至于所有的劳动力L都就职于生产部门。而随着新的通用技术的到来，工资必须足够高以使工人从生产领域转而投向研发领域。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经济学家就将经济增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及其途径。

　　早期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都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凯恩斯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建立了增长理论的现代形式。

　　随后，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引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认为长期的增长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决定。因此，依索洛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索洛模型的缺陷，罗默(Romer,1986)提出知识外溢的增长模型，将知识内生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

　　卢卡斯(Lucas,1988)则通过把人力资本内生化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而不是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因此，将这类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技术内生化。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即假设技术进步来自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在罗默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解释为水平产品创新，即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既没有考虑到产品质量的提高，也没有考虑到产品的过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

　　而将技术进步首次解释为“创造性破坏”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最早尝试是Segerstrom et al(1990)的研究，他们把持续增长的过程模拟为固定数量企业条件下产品连续改进的过程，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中，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带来的，即源于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而这些创新本身也来自于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研发活动，这是对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重要拓展。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是深刻的。在模型中，创新成功遵循泊松随机过程，即在研发部门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当创新成功后，旧的技术将会被取代，新的技术通过提高中间品的质量而使最终品的生产率提高，进而给生产者带来更多的垄断利润。所以，创新成功频率的加快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样的解释与当今日新月异的经济变化形势不谋而合。而且，现在的企业家越来越看重创新给企业带来的可观利润，“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也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

　　所以，相比于以前的增长理论，从资本、劳动到外生的技术进步，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内生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再从水平创新到垂直创新，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底层来源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步。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主要应用之一是对企业兴衰的研究。一个产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外来企业或在位企业的成功创新带动的。假如在一个产业部门中，创新都是由外来者做出的，那么外来者因创新成功而进入此部门，同时，原先的在位者因技术过时被迫退出。在这样的企业兴衰过程中，资源在进入者与退出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这些分析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念完全体现了出来。

　　在企业规模方面，阿吉翁-豪伊特模型解释了企业规模分布高度倾斜的事实特征，即规模大的企业在一个产业中占比稀少，而规模小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因为少数创新成功的企业会迅速发展壮大，而使得行业中其他企业难以扩大自己的产品线导致规模变小。企业规模还和企业的年龄高度相关。企业刚开始的规模为1，随后它不断创新成功，并在规模上扩大，自然而然地，就在规模和年龄之间产生了正相关关系。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还解释了小企业退出更频繁，但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成长得比平均增长速度更快的事实。这是由于企业退出经常发生在其产品线损失时，在企业没有获得一个新创新的前提下，其失去所有产品线并退出的概率是随着产品线的数量的增加而减小的。所以，当企业扩展它的产品线时，退出就变得很困难，而小企业退出的概率就比较大。留下来的企业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效应，成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研发是由在位企业做的，因为在位企业关注于改进能够生存下来的技术，而小的新进入者更多关注新的基础产品或技术。无疑，这些分析将会使得企业更加认清自己的本质特征，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1)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中，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为实证分析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强调增长是由创新引发的；其二，创新是企业研发投资的直接结果；其三，创新会取代旧的技术。在模型构建中，阿吉翁和豪伊特从最终品生产函数入手，分别建立了中间品研发投入的决定公式和中间品产量的决定公式，最后二者被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所共同决定，从而建立起了从生产到投入的一套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

　　(2)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揭示了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为我们认识创新与市场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模型建立后，阿吉翁和豪伊特从社会效率的角度考察了市场结构和创新的关系，总结出市场经济下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三个效应，即跨时溢出效应、占有效应、抢夺市场份额效应，增长率就取决于这三个效应的综合作用。

　　(3)运用模型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三种效应，即熊彼特效应、避免竞争效应和结构效应。并且用结构效应论证了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解决了部分学者指出但又不能解释的增长与竞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问题。

　　(4)运用模型分析了企业兴衰的原因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了一个关于进入成本和增长率之间的非线性模型。对企业兴衰的研究是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特色之处，也是其主要应用之一。

　　(5)利用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适当性的经济政策(如民主)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体现出该模型极具使用价值，即可以作为一种设计经济增长政策的工具而被政府所使用。

　　(6)利用模型阐释了通用技术如何导致了经济波动，从而得出通用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同时也是对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化，为实证支撑熊彼特的理论体系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毫无疑问，阿吉翁和豪伊特已经将他们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不但能够理解宏观经济增长的结构，还能理解许多微观经济中与增长相互影响的相关问题。

　　此外，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蓬勃到消失再到复兴的过程。虽然古典经济学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增长理论，但是大多是以自然语言来描述的，基本没有涉及数理模型，这种尚未形成模型的理论大大限制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更加深入的理解。甚至在主流经济学界一度出现了所谓“静态的插曲”，忽视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

　　直到20世纪40年代左右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经济学家才开始重新注重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哈罗德-多玛模型是主流经济学中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它将凯恩斯收入决定论的思想动态化和长期化，补充了凯恩斯的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此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增长理论，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范畴，而仅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加以模型化。比如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和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生产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套新的动态均衡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从而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琼·罗宾逊(Robinson,1973)从斯拉法(Sraffa)的价值理论出发，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相互补充融合，建立了琼·罗宾逊经济增长模型，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之一；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 & Borland,1991)将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思想模型化，建立了一般动态均衡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而自1992年以来，阿吉翁和豪伊特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贡献，是将用自然语言描述的理论模型化的又一重要创举，是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复兴和发展，同时也是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

　　第一个方向是诚如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2013)所言的，研究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例如，研究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如何与不同的增长来源和不同类型的创新进行匹配的问题，以及关注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加速阶段发生的金融危机问题等。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研究企业组织形态是如何影响创新和增长的。通过关注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较为分散的企业组织)，研究它们对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而更加完善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方向是，关注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企业兴衰的问题。实证研究显示资源配置不当是一国生产率与其他国家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引起资源配置不当？关注于企业兴衰研究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将会是揭示这个发展难题和重要问题的钥匙。

　　第四个方向是，进一步研究市场与创新的关系，如何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等问题。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即在经济动力方面处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我们可以从企业组织与创新的关系、资源配置和企业兴衰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与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向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这也许是对转型期的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一剂良药。

　　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好的问题，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创新，不仅需要潜心研究，对知识的好奇心，还需要有好的“品味”，也就是发现好的问题，找到理论突破点。作为出生于法国时尚大咖家庭的富二代，阿吉翁似乎也有着像他母亲Gaby那样“我要做新势力”“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的品味。这种品味转换成经济学话术，就是要挑战支撑经济学的基础，挑战经济学对这个时代最重要命题的既有观察和洞见。这篇对2025年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的访谈，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或许可以给我们另一番启发。

　　伟大的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上。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老家伙”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被动，同时“新进入者”慢慢也会变老，被“更新的进入者”干掉。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概括地说，创新在内部产生，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创新者能得到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保罗·罗默认为，新想法产生的成本很高，出来之后却很容易被模仿， “好东西太容易扩散了”，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例如企业进行药物研发，研发成本很高，药物出来被别人复制的边际成本很低。那怎么办？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首先，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它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其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只不过两年后才在Econometrica上发表。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请问，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实际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是更达尔文或者E.O.威尔逊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观点是，“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蒸汽机1712年发明了，但50年后才大规模应用，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在蒸汽机发明的1712年，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

　　阿吉翁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它是一个好例子。2007年iPhone第一代问世，也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是打电话加上个上网浏览器，顺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种小儿科的文艺混搭。

　　诺基亚对iphone的漠视和羞辱，当时看也有一定的道理。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 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型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金市值的超级公司。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要知道，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它是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就写道：“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产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

　　再次，浪潮1有基础创新，不是“即插即用”，创新不够强大，创新还没有广泛的应用，是处于被漠视、被羞辱的阶段。但是因为要做基础创新，很多社会资源要涌向基础创新。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会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这时候，很多搞计量的经济学家很糊涂。比如福格尔，这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在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是在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微信。所以，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新进入者发动的，在位者也会观察、也在思考、也在创新。但的确很多远离前沿的企业不创新，它们就都死去了。阿吉翁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一个旧班级，这会刺激班级原来的前几名更加努力，但是也会对原来中下等学生造成压力，这些人觉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级的前列了，他们甚至自暴自弃。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班级的“成绩不平等”。因此，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列昂剔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机器正在不断替代人力，于是他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失业会越来越多。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悲观循环，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机器人的结合，再一次出现了对劳动大规模替代的问题，要不要对数字经济征收更多的税、要不要对机器人征税变成了焦点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是灵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巨大的进化适应性，只不过，在浪潮2阶段，需要政府出手，需要政府来平滑这一阶段的“不适”，这是政府的责任。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社会财富生产更多。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拿普通理发师的服务来说，众多创新企业得到更多的利润，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企业附近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增加了这些暂时没有发生创新部门的收入上涨。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创新产生的“额外”财富征税，缓解倒闭企业的员工的痛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标准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救助补贴制度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很多人会说，创新应该主要靠企业或者市场，怎么能靠政府？创新的本质是那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推动创新。这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他们是商人、是科学家、是发明家、是乔布斯式的产品经理、是艾维（Ive）这样的设计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天才群体。而天才怎么产生的呢？一个饥寒交迫的贫穷家庭，就算拥有最聪明的小孩，因为父母不能提供教育经费，帮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而活活地将“天才”耽误了，变成了平庸者。天才不是完全根据人口规模同比例产生的，而是根据殷实家庭的规模同比例产生。背后的含义是，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橄榄型社会，做大中产阶级规模，让教育公平化，从源头部分增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另外，政府也要帮助大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非短期功利化”的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厚度，这样会推动“浪潮1”尽快发生，因为浪潮1对应的是基础创新的突破，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通过企业来完成。

　　当然，这对政府也提出了“要求”，它得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能是一个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不能是一个被游说势力操纵的政府。它要有开放性、要有透明度，也要受到监督和可问责。政府还应该是一个投资型政府，尤其是对国民教育进行投资，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坦率地说，就是投资“浪潮1”。

　　以上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的思想逻辑。阿吉翁可以说是非常细致、非常动态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运作全景，令人信服地推导出我们应该如何围绕“创造性破坏”进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或构建。

　　我说的品味并不是一个人的时尚范儿。不过菲利普·阿吉翁倒是品味世家。他的母亲Gaby (Gabrielle) Aghion是著名奢侈品牌Chloé的创始人。

　　Gaby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后搬到了巴黎。Gaby在时尚领域也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她观察到女性被一种僵硬的线条束缚，衣服将女人的身体“勒”成了某种审美样式，而不是根据女性自然身体形态来贴合。显然，这些线条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要求，是“旧势力”！Gaby要做“新势力”，要做创造性破坏。她说，“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在她创业的20世纪50年代，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非常少，但她已经看到了女性力量的未来：女性会大规模工作、女性不会依附男人、会出现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可以形成女性的“消费者主权”，甚至女性可以决定男人的审美样式。

　　就像她在创业时对自己的丈夫说：“我不想靠你的钱生活，我不想待在家里”。Gaby创造的时尚品牌Chloé，创新之处就是让柔软、精美的面料来贴合女性的身体，让女性感到这种展现自己自然身体形态的衣着可以上班、可以工作、可以社交。Gaby影响了非常多的时装设计师，其中有一名门徒是时装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也是独立女性品牌香奈儿的设计总监“老佛爷”Karl Lagerfeld。

　　菲利普·阿吉翁在经济学上似乎也具有这样的品味。这种品味简单来说，就是他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支撑经济学的基础？到底经济学要如何观察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

　　法国经济学家显然占据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不平等和创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之一。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正确的。只是说明他“击中”了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痛点，他引发了无数普通人内心的共鸣。而创新则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响亮的标语，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痛点，它推动了无数普通人建立自己的小企业。

　　同为法国人的阿吉翁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他的品味在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共融性，他刻画创新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讲述市场主体博弈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学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是被刻画成一个不变的外在力量，而是一个应该和市场、企业、竞争、知识扩散同步“运作”的物种，政府也是一个进化的物种。这个物种进化要适配市场、企业和社会。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经济学的所有概念，“预期、成本、均衡、边际、需求”其实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找到对应，但是，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整个作物基本上是一类马铃薯的克隆，它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尤其是一种致病疫霉的水霉菌“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导致100万人饿死，使得土豆在当时成为经济学家嘴里的“吉芬商品”：活命的土豆尽管价格上升，但人们还是要吃它，所以反而还要多买一些囤积着。

　　再比如，在单一栽培中的作物，如果该基因型是某些食草动物（比如鹿）的最爱，那么这些动物将会毁掉所有的作物生产，农民必须采用“间作”，通过间隔排列种植不同基因型的作物来阻挡这些食草动物，形成必要的“屏障”。这种基因多样性将提高抗风险能力。

　　同样的原理出现在政府这个“物种”中，如果是世袭制、终身制或者有限准入秩序（参见《暴力的阴影》)，整个政府体系没有阶层流动，没有智识上的多样性、没有感同身受的多样性、没有跨越阶层的多样性、没有信息交互上的多样性，那么它就会被某种“病毒”毁掉，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多么尊贵和正确的“品种”。就像考拉或者猎豹一样苹果vpn怎么使用，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很低，一直处于灭绝的边缘。

　　阿吉翁对创新浪潮的阶段化全景描述，在我看来，也有一种生物学气质。出现创新就像“基因变异”一样，新基因被引入基因库，但新基因不一定立即存活，或者立即壮大。这取决于基因的漂移和选择。但如果能够战胜适应问题，这些基因没有被清除，这种基因突变就会持续存在并且扩散，从而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非洲蚊子遭遇杀虫剂，蚊子先是大规模死亡。一些冈比亚按蚊出现了基因突变，它们会向其他按蚊迁移抗性基因。不过一开始是被排斥的，当这种迁移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抗体基因的迁移速度会越来越快，最终弥漫整个物种，增加了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最终让原来的杀虫剂无效。

　　按照品味，我们重新来看待一些经济学家，即使是诺奖这个级别的，会发现有的品味很高，有的则不然。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伟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两者品味不一样。哈耶克更高一些。米塞斯对人的规定是一种“先验性规定”；对政府的看待是一种“永恒恶魔化的角色”。在他这里，人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基本属性一样的物理人口。政府也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一个“永不悔改的恶魔”。所以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缺乏本源思考的自由主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姿态主义。而哈耶克认识到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系（其实缺乏“生物多样性”）。而市场经济和民主则没有这样的“硬伤”。同样的道理，芝加哥学派虽然也有很多教条的部分，但明显好于老凯恩斯学派。因为老凯恩斯学派的举动仅仅是一些“搅动”，不会增加“基因多样性”。

　　最后，用这篇小小的书评推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之余，表达一下“没有生物学思想气质的经济学家，很难有足够好的品味”。顺便缅怀一下写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伟大学者E.O威尔逊，他蒙受了很多误解。他刚刚去世，时间是2021年12月26日。

　　原标题：《“创造性破坏” 的品味 及 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贡献 2025年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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