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队长带着最先起飞的六机，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敌机遭遇了。敌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驱逐机，从侧上方袭来，一阵交战的火流，双方都冲散，变成凶猛个别的“缠斗”。

　　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机载电台还不普及，机上的武器大多是机枪，而且枪口向前，你要打别人，首先就要接近到机枪的射程之内，面对面地决斗。因此，飞行员沿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行的“古典空战”战法，大家都要抢占高位，并利用这种高度差，俯冲攻击；或者，抢占敌机死角(比如机尾)，尾随攻击。

　　中国空军当时飞机少ios vpn快捷开关、技战术差等，劣势明显，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术协同，只能较少配合作战，而更强调个人的勇猛精神。

　　关于中国空军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李桂丹是如何牺牲的，记者查阅了大量史料，一直没有找到明确说法。《民国史料丛刊》收录的“空军战斗实录”，对李桂丹的下落只有一句：“大队长不见了！”

　　《“2·18”武汉光荣的空战》介绍：李桂丹所率的第一批起飞的六机，最先与敌人接战，“做了牺牲部队，做了血的前卫”。

　　网上有些描述，比如：他“在空中左冲右突，巧妙与敌周旋，先后击落了3架敌机，后不幸陷入了敌机的火力网，在激战中被敌弹所中，当即血染长空”；再比如，“与日机互撞时牺牲”，这可能是将随后在“4·29”空战中陈怀民牺牲的情形套用了。

　　李桂丹身份特殊，是第四大队牺牲的四个大队长中的第二人(第一个是高志航)。当时的战斗很惨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他的死因调查，目前存疑。即使有调查后的文字资料，在当时应当属于密级档案，而且份数也不会很多，历经战乱后，能否留存下来，也是个问题。同样的例子是，牺牲的五名烈士中，王怡一开战就“不知去向”，没人说得清他的战斗、牺牲过程。

　　从“2·18”空战的战果以及事后公认的评价来看，中方战机的性能要略占上风，中国年轻飞行员的勇猛精神体现得也更充分。

　　1938年2月21日，武汉各界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万人大集会，中共送去“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 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为国奋斗 胜利可期”的挽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烈士们的敬意。

　　省政协委员卢纲近年一直提议修建武汉抗战纪念馆，受到广泛关注。他说，中国空军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武汉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武汉抗战纪念馆，应该收录这些空军勇士的功绩。